摘要：年前后日本东本愿寺在其上海别院出版发行的《佛门月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汉文佛教报纸。根据此报的第一期内容，可见其现代办报方式与传统刊印形制的结合、中国目光与世界视野的交汇以及明显的净土真宗本位立场。《佛门月报》诞生的背景及其体现的19世纪末中、日与南亚和欧美佛教间的密切互动，表明当时佛教的世界主义意识和运动已经形成，这一背景对民国以后的中国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佛门月报》中日佛教世界格局
一、引言
年9月11日，作为世界博览会一项内容的万国宗教大会(TheWorld＇sParliamentofＲeligions)在美国芝加哥拉开序幕。这次为期17天的会议由来自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耆那教、祆教、佛教、神道教、道教、儒教等世界各地宗教传统的代表出席并发言。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面对国内外的诸种矛盾，洋务派的大臣们仍在探索清政府的出路，似乎并无暇顾及远在大洋彼岸召开的此次哥伦比亚博览会。会前美国方面曾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参会邀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Denby)还曾建议李鸿章派出一支舰队驻扎汉普顿锚地，以展示中国海军在洋务运动中取得的新成就。但是他的建议遭到了李的拒绝，李鸿章态度决绝，称中国不会赴芝加哥参展。〔1〕
后来经双方协调，清政府同意派驻美的二等参赞彭光誉作为代表参加万国宗教大会。会议第三天，彭光誉作了关于儒教的发言(中文版名《说教》，英文版为容揆所译)，着重介绍了中国人在儒家语境下对于“宗教”的看法。另外两篇有关中国传统宗教的文章分别是孔宪和的《儒论》及李葆元的《说道》，由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Ｒichard)翻译为英文发表并收录在会议文集中。传教士几乎成为会上中国宗教的主要代表，李佳白(GilbertＲeid)、丁韪良(W.A.P.Martin)、赫德兰(IssacT.Headland)、花之安(ErnestFaber)、白汉理(HenryBlodgett)、甘霖(GeorgeT.Candlin)等分别就中国的宗教作了论述。
反观日本方面，释宗演(临济宗)、土宜法龙(真言宗)、芦津实全(天台宗)、八渊蟠龙(净土真宗)、野口善四郎(真言宗)、先期在美的平井龙华(临济宗、神智学会)、稍晚到达的川合芳次郎(日莲宗)，以及柴田礼一、西山须加雄等纷纷代表佛教、神道教等发言，发表文章近二十篇之多，可谓积极参与、有备而来，显示了日本宗教界历经改革后的新面貌。相比于日本和南亚国家佛教徒在会上的表现，中国佛教的声音几乎是完全缺席的。〔2〕
中日两国在年万国宗教大会上的不同表现，透露出当时双方国内政治、宗教等方面不同的形势。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对中国觊觎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在宗教方面进行了神佛分离，废佛毁释运动对佛教打击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开始谋求变革，比如净土真宗一方面加强与皇室的关系，强调忠君爱国，承担国家义务;另一方面积极向海外布教，其中既有联合东亚佛教界对抗基督教的企图，也有为政府扩张进行铺路的想法。而中国其时面对东邻虎视眈眈，甲午海战一触即发，国内的改革则仍在蹒跚向前。宗教方面儒教依旧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佛道等传统宗教则饱受基督教传教士的批评和诟病，同时在政治改革的局势下庙产和僧道命运也岌岌可危，知识界的有识之士首先开始思考中国宗教的命运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就在万国宗教大会结束后的几个月，在上海出现了一份以汉字印刷流通的佛教报纸——《佛门月报》〔3〕。这是由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在当地出版发行的一份报纸，也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汉文佛教报纸，比年创办的《佛学丛报》早了近二十年。《佛门月报》的出版流通，与数月前的万国宗教大会或许没有直接联系，但酝酿其产生的两国政治、军事、宗教的时局背景却是一致的。这份报纸是近代日本佛教海外布教的产物，其内容涉及中、日、西各方佛教发展状况，极具国际视野。而作为日人所办的最早的汉文佛教报纸，也刺激了一批中国佛教徒改造本国宗教的冲动。近代中国佛教的改革运动，正是在与日本、欧美国家的互动中逐步展开的，《佛门月报》为我们理解这场改革运动背后的国际性特征提供了绝好的例证。
二、近代中日佛教交流与
《佛门月报》的出版
《佛门月报》由上海虹口本愿寺主办及发售。虹口的本愿寺是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设在上海的别院，类似于下院或附属组织。年，东本愿寺就派出僧人小栗栖香顶来华，小栗栖从上海登陆，短暂访问龙华寺后即北上，经天津至北京，住清慈庵学习中文，并跟随龙泉寺本然法师研讨佛法，开始了他为期一年的清国留学生涯。年小栗栖香顶再次受命并抱着埋骨中土的决心毅然赴上海开教。抵达上海后先在上海英国租界的北京路租屋设立“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开院仪式当天日本领事馆之职员、在沪的日本商界人士、龙华寺的僧人以及冯耕三、孙霭人、钱子琴等中国商人、文人到会参加，小栗栖用汉语发表演说。〔4〕东本愿寺的上海别院是近代日本佛教在中国传教最早的据点，年后移址到新建的虹口区本堂。〔5〕当时上海别院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能用中文布教的僧侣，因此语言课程是别院内所设江苏教校的主要课业。别院设置轮番、学师、教师等职，由轮番总体负责。小栗栖香顶年1月即因身体原因返回日本，由松本白华接任轮番，北方心泉任承事。〔6〕到年时别院的轮番已由佐野即悟担任。上海别院出版《佛门月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服务于真宗教义在中国的传布，此外也是鉴于中国当时尚无佛教报刊，各地僧人居士各自成家、罕通声气，借助报纸平台可以互相提唱鼓舞，使经典不致庋搁尘封。
《佛门月报》第一期的发行时间是年末年初之间，封面书有“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明治二十七年正月”字样，表明正式问世的时间可能在年的第一周。从报首两篇序文的题署时间来看，都是作于癸巳年的十一月，其中一篇明确说明作于阿弥陀佛诞日，也即阴历十一月十七日(年12月24日)。该报计划每月出版一册，每册文字内容十页，图片不限页数。目前笔者搜罗到的仅为《佛门月报》的第一期，年后此报是否如预期的每月发行，以及出到何时停止，尚无确切的资料可考。《申报》年1月底和2月初曾连续刊载过该报的五则征稿启事:“是报专征各处高僧名释法言妙谛，登录表扬，并有戒坛香会法事等，亦可代登告白，上海虹口乍浦路日本本愿寺售。”〔7〕但之后再无刊载，是否短期内即因故停办，不得而知。
该报印数约为每期千册，除虹口的本愿寺外也送至各报馆、送报人处发售，售洋一角，并且计划日后如流通范围扩大，可随缘加出册数。关于出版报刊的经费，寺庙基本靠自己维持，发售的价格仅为收回纸张等工本费用，登报的各种告示或宣传则按字收费，鼓励作者和各地通讯员发心乐助不取稿费。当然，作者实在有卖文为生需求的，也可到本愿寺面议束修膳金。主办方还特别提出，该报可当做善书施送，希望佛教徒能发愿整购数十或数百册布施、超度、自延寿福等，报馆会载明购买者之功德。〔8〕
尽管目前我们只发现了《佛门月报》的第一期，其所刊载的文字篇幅也很有限，但这一发现于近代中国佛教史乃至新闻出版史都有特殊意义。鸦片战争以前，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香港)、《六合丛谈》(，上海)、《万国公报》(，上海)、《中西闻见录》(，北京)、NorthChinaDailyNews(，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天津，《京津泰晤士报》)及《申报》(，上海)、《新闻报》(，上海)、《顺天时报》(，北京)等一大批较有影响的中外文报刊。其中，日本人在华所办报刊比欧美稍晚，据研究，目前已知最早的为年创刊于上海的日文季刊《上海商业杂报》。到了明治末年，日本在华共创办报刊已达57种之多。〔9〕胡道静在其年出版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书中，转译了姥原八郎《海外邦字新闻杂志史》中对日人在上海办报历史的一段叙述:“上海居留之邦人，已达千余，而未有新闻纸发行。数年前之《上海新报》，昨年有《上海时报》，皆未经岁而废刊。居留民久以为憾。今有《上海周报》出版，系乍浦路共同活版所发刊，内容注重贸易事项，期以逐渐扩充而为日清贸易之木铎自许。又《佛门日报》发刊，主笔为佐野则吾，初版千份，广布清国各地，专以济度支那人为目的。”〔10〕
这则材料多为治新闻传播及报刊出版史的学者所引用，但其中问题颇多。首先，几乎没有研究者真正看到过这份报纸，大多只是转引二手、三手的记载，因此对于是否真正发行过此报也产生过质疑。黄福庆就指出，当时上海东本愿寺别院院长既不是佐野则吾，在《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六十年史》中也没有发行《佛门日报》的记录，只记载了“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决议发行杂志，委请佐野准备发行事宜”，因此对《佛门月报》的真相作者表示尚待研究。〔11〕这一质疑也为后来学者所认同，比如阳美燕即据此表示日本人在华所办中文报纸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并将年在汉口发行的《汉报》视作嚆矢。〔12〕其次，关于当时《佛门月报》的主编以及东本愿寺上海别院的负责人，这几则材料均误为“佐野则吾”或“佐野则悟”或“佐野则吉”。〔13〕实际上，年上海别院的负责人当为佐野即悟，《佛门月报》第一期后附了一张佐野氏的名片，明确注明其身份为别院的“轮番”，报纸内文中也提及“即悟上人”。第三，最显著的错误是这份报纸的名称当为《佛门月报》，上述研究均误作《佛门日报》，并将之作为日报列入统计。没有搞清报纸名称和编者姓名，或许正是导致其在前人研究中变得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其实在川边雄大对东本愿寺海外布教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了佐野即悟和《佛门月报》，人名和报名皆无误，只是可能川边也未找到该报实物，故未对其进行详细解说和讨论。〔14〕目前我们的发现，可以清楚证明东本愿寺在佐野即悟任轮番时期，曾发行过《佛门月报》，这是目前所知日本在华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尽管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可能有限，但仍有首创的意义。
《佛门月报》对于近代佛教史更有特殊意义。目前的研究多认为由狄楚青、濮一乘等人创办于年的《佛学丛报》是近代佛教界最早的报刊。〔15〕民国佛教界面临革新与转型的处境，积极利用报刊等媒介宣传佛教成为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整个民国时期出版的数百种佛教报刊也被认为是近代佛教复兴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史戈瑞(GregoryAdamScott)已经注意到民国佛教报刊的发行受到日本明治时期佛教刊物的影响，但是对于这种影响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并没有详细的资料阐述。〔16〕《佛门月报》作为目前所知的第一份日本在华发行的佛教报纸，将中文佛教报刊的历史上推了近二十年，正好展示了明治以来日本佛教的经验是如何被移植到中国佛教界的，并如何影响了后来中国人创办的大量佛教类报刊的。这对于我们具体理解晚清以来的中日佛教互动和民国后中国佛教改革的国际背景，均有积极意义。
三、《佛门月报》第一期的主要内容
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佛门月报》作为早期的佛教报纸，特别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第一期，比起后来民国时涌现的各种报刊，篇幅较小，内容相对单一，以新闻事件为主，尚未分栏目编排，也没有长篇的深度报道，但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报刊的雏形。第一期的《佛门月报》共收录了20篇文章，报首另有两篇序文和一篇《约例》，报末附了一篇《售报告白章程》。序文主要从作者角度叙述了《佛门月报》出版的因缘和意义，《约例》列举了该报计划刊载的主要内容，章程则着重说明该报的发售、运营等问题。
关于第一篇序文，作者自署“曼陀罗室道人”，晚清时期斋号为“曼陀罗室”的人不少，其中生活时代相符且与佛教关系较近的至少有两位。一位是清末民初的通俗佛教小说作家，以“曼陀罗室主人”为名写过《观世音传奇》《释迦牟尼传》等通俗读物，多以章回小说形式叙述佛教历史、接引普罗大众，在当时民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创作的佛教类传记至今仍在被改写和出版。关于这位小说作家的真实身份和详细生平笔者尚未见到确切的资料，但其署名均为“曼陀罗室主人”而非“道人”，因此是否为《佛门月报》序言的作者尚有疑问。另一位则是沈曾植(－)。沈氏四十岁后逐渐接触佛教、深入释典，其一生经历丰富、交游广泛，与内藤湖南、西本白川等日人亦有密切往来，后来也参与过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筹办，并出访过日本，〔17〕对日本文化和佛教有所了解合乎情理。“曼陀罗室”是沈曾植一生用过的多个署号、室名中的一个，但并非最常署的字号。而且一般认为曼陀罗室是沈氏在安徽任职时沿用所住馆斋中的室名，而他在安徽为官的时间要晚至年后。因此在年底署名“曼陀罗室道人”的是否是沈曾植，依旧存疑，其人的确切身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曼陀罗室道人”是一位对于佛教教理和历史都有相当了解的学人，特别是序文中提到了日本编校缩印本大藏经、南条文雄游学印欧、阿尔格得锡兰弘法之事，透露出作者对当时国际佛教界的发展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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