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碧波万顷的苏州太湖之畔，有一座形如鳌首的渔洋山，一代宗师董其昌八十二岁寿终正寝后，即归葬于此。董其昌墓历来有“真假二墓”之辨，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与董其昌备受争议的一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曾有论断称，中国书画史上敢宣称自己超越古人的，只有“两文敏一大千”——赵孟頫、董其昌和张大千。之所以说“两文敏”，是因为赵孟頫和董其昌的谥号都是“文敏”，“大千”是指张大千先生。
这三位书画家都是擅长自夸的主。赵孟頫“自谓不愧唐人”，至少能和唐人比肩，宋人肯定是都超过了的；张大千在自己的画展上则点评：“我画得比唐寅、仇英还好。”而董其昌更自称：“三百年来一具眼人”、“常恨古人不见我也”。
（明）曾鲸、项圣谟《董其昌小像》，上海博物馆藏
这三人中，董其昌和张大千的相似点还有不少——在书画创作上都是一流名家大师水准，同时还是慧眼如炬的鉴赏大家，但他们的才华和地位，又都成了各自不良私德的“帮凶”。俗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自己画得好，写得好，还眼力好，不糊弄外行岂不可惜？王季迁就曾问过张大千，为什么要卖假画？张大千说，这些有钱人又不懂，卖给他们真画多浪费，不值得。
说得好有道理，竟无法反驳。不知道他五百年前的前辈董其昌是不是也这么想，这才把假画贩子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成为他显赫声名中的一项。
（明）董其昌《栖霞寺诗意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画南京郊外栖霞山上的古寺，山峦画法近巨然。晚明的江南一带，心学和禅宗佛学让不少人获得了灵感和力量，理学渐渐镇不住场子，思想这回事不好管控了。吴门画派与松江派打起了擂台，他们都不服千里之外腐朽的朝廷，也不再专注书画传统的教化功能。明初时朱元璋为了展现大明旭日初升般的面貌，排斥元代的冷逸萧淡，众多画家学写实的南宋院体画风，并进宫服务，导致很多明初的宫廷院画和真正的南宋院画让现在一群人傻傻分不清楚。
到了董其昌生活的年代，元代的士人意趣又被捡了回来，并成为了高端趣味的代表。此时的有钱人多了，他们不仅要买田买房，妻妾成群，还要买字画，收古玩，开雅集，比格调，以示自己不是土大款，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端人物。于是书画创作的商品化和世俗化也就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其中出色的“弄潮儿”不说能冠绝一时，至少也能名利双收。
对董其昌来说，这些为了附庸风雅一掷千金的“金主”们，就是传说中的“傻多速”——人傻、钱多、速来。
据明代文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董其昌曾带着个宠爱的小妾，乘画舫到苏州虎丘，与大收藏家韩世能的儿子韩逢禧一起品鉴藏品，沈德符算是看客。他们又看又品，过了一整天，最后董其昌拿出一幅《朱巨川告身》，说这是颜真卿的真迹，原本是他的好友陈继儒的藏品，难得一见的大宝贝了，一般人老董还不告诉他呢。言下之意疯狂暗示“藏二代”韩逢禧快出高价买下。
（明）董其昌《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的临书作品中，“董氏家法”总是盖过所临对象的面貌，但所要临写的神采与气韵依然到位。他历代诸家无所不临，对颜真卿相当钟爱，大概也正因如此才能有把握出售颜真卿的伪作。韩逢禧正想着报价，沈德符看到卷上有一行“中书侍郎开播”，抢先开口：“唐朝没有人姓‘开’，自从南宋赵开在蜀地显赫，这才将姓氏拆分，这说的怕不是和颜真卿同时期的关播，但是临摹颜字的人不通历史，将‘关’写成‘开’了，这字的真假还用说吗？”董其昌赶紧把字收起来：“是，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这是陈继儒的宝贝，大家就不要在外头多说什么了吧。”后来沈德符听说，这幅字被新安的一个富豪买走了，也不知那“开”字改过来没有。至于向陈继儒求证——其人跟董其昌好得快穿一条裤子，会拆董其昌的台才奇怪。
巧合的是，清代乾隆皇帝也算个大收藏家，虽说自己的字和画也就那样，但收藏名人书画从不含糊。他的三希堂法帖里赫然就有这颜真卿的《朱巨川告身》，并且没有那个“开播”的错误。如果说，是董其昌因为被沈德符当场揭发，回去仔细地把那处错误裁补修正，那么到底还是骗到了冤大头，把这幅字出手了，最后，“万骗归宗”，到了乾隆皇帝手里。
（明）董其昌《书辋川诗》册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算是沈德符的一面之辞，说不定他是专门来黑董其昌的？但从《万历野获编》的其他记载来看，倒也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揣测。
有一个浙江缙绅跟沈德符说了件事：有一天他和学使周斗垣游西湖，周斗垣问他说最近的书家里就黄汝亨和董其昌写得好，就是不知谁最好。这位缙绅说这话太奇怪了，他没有回答。沈德符问他为什么，回答说：“这种糊涂话，只能当没听见，非要跟他争辩，还不如大耳刮子抽丫的。”沈德符表示这太对了。接下来《万历野获编》的记述就说，黄汝亨的字不算好，还喜欢到处题字，跟董其昌云泥之别，比个啥呀？世间冤枉事本来就不少，董其昌“无端屡遭折辱”，真是“高明鬼瞰”的验证。
所谓“高明鬼瞰”，意指鬼神窥看显达富贵人家，将要祸害其满盈之志。放在这样的语境下，大概是说董其昌就是因为才高名显，才像被鬼神盯住了似的总是“躺枪”。这至少说明，沈德符对董其昌的才学和声名绝无否定，特地去编黑料就不合情理。甚至这还有点像苏辙评价自己的哥哥苏轼：“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明）董其昌《燕吴八景图册》（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这是董其昌早年画作，还未见“南北宗”的取向，可见师法“二李二赵”（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宋代赵伯驹、赵伯骕兄弟）的青绿山水风格。不过，从现有的情况来看，董其昌的风评那跟苏轼也是不能比的。世人对功成名就的大师名家，评判标准很简单直接：可以接受因为不幸的命运而导致的异端举止，但无法认同生活无忧却要干缺德事。
卖假画缺德吗？当然缺德。可是这对董其昌的声名地位其实没有太大影响，简而言之，他并没有因为卖了假画就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毕竟，实力在手，位高权重，书画皆擅，正经的品评鉴赏不在话下——都不是假的。这归根结底，也都是他实打实的努力得来的。
（明）董其昌《岚容川色图》，故宫博物院藏
此画兼具黄公望、倪瓒二家画法，聊写胸中丘壑，奇特的树石造型和山体走势体现了董其昌本人独特的艺术语言。董其昌的远祖曾做过官，北宋灭亡时随南宋朝廷南下，定居松江府郡华亭县。后来他被推为画坛“松江派“的领袖，这是直接的一个原因。董家到董其昌这一代时，家里只有瘠田二十亩，勉强维持生活，为了逃避重役，还把出身籍贯都改了。他的父亲董汉儒屡试不第，就经常晚上在他枕边口传经义。董其昌从小就自觉好学，一心想考中功名，光耀门楣。
不过，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十七岁那年他参加松江府的考试，因县令觉得他的字不如族侄董传绪写得好，就将他列为第二。董其昌因此大受刺激，发愤苦练。这经历跟文徵明挺像，但董其昌与文徵明的心境绝对是极端不同。文徵明忠厚勤恳，谦逊正直，董其昌性情和人生，都突出一个字——“争”。
“争胜古人”，可以说是他身上很明确的标签，并且他受之无愧。他学书习画数十年，自成一家后，就热衷与此前各大名家“对线”。比如跟文徵明比，自觉不如文徵明精工，但古雅秀润，绝对更胜一筹，后来他的松江派也确实在吴门画派衰落之后领一时风骚；他学黄公望很深入，还在为弟子王时敏作的题跋中总结出“峰峦浑厚，草木华滋”这样的心得，他仿黄公望画《江山秋霁图》，很是满意，自题“常恨古人不见我也”；又跟赵孟頫比，说赵孟頫的字写得很“熟”，形成了定式，可以说基本功扎实，但比不上他写得“生”，有秀润之气。
（明）董其昌《夏木垂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是观董源画作后的追仿之作，又加入黄公望笔意，笔法脱胎自书法，墨色变化丰富，画面虚实相生，是董其昌集大成后的自我风貌。“生熟”之说就像他的“南北宗”理论一样，都是在梳理书画史风格流派，心慕手追古代名家风范的同时，找到理想的典范，摆脱眼前的困境，最终达到纯粹的文人化的境界。“熟”是对前人大量观摩，然后以苦练成就积淀，再以“生”避“熟”——太“熟”了，就会“俗”，成为前人的复制品，“生”就是要返璞归真，把自己的精气神提升到最高的水平，不然，怎么争得过古人？要只是复制品对上真品，结果怎样还用说吗？试观董其昌各种仿前人笔意的作品，再找他所仿对象的真迹来比较看，真是再明显不过了——学归学，但字和画要体现的一定是三百年只此一位的董其昌本人，才不是某个名家大师。包括假画骗人那种事，当时绝对不缺以此谋生的人，董其昌还“争”成了个中好手，史册留名，就冤大头中可能有乾隆皇帝来说，其他假画贩子能轻易做得到吗？
（明）董其昌《仿倪瓒笔意》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题跋提到曾于苏州王禹声家中见过一幅倪瓒山水画，画上书有宋僧法具四首绝句。此作不但追摹倪瓒风格，亦仿原画题诗其上，然依记忆仅抄录其中三首。至于仕途，那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先有两次落第，但他知耻后勇，发愤进取，终于一朝中举，并因文章与书法确实优秀，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此后一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不“争”也不可能实现。不过，他在晚明那般混乱黑暗的局势里，屡次化险为夷，无灾无难地到八十岁安然退休，也不是只靠“争”就行，这就得益于他另一样与“争”截然相反的追求——“禅”。
“禅”，也可以说是“禅定”，大意为“静中思虑”或“思惟修习”之意，终致“明心见性”，这其实要求参禅者消解欲求，摆脱妄想，达到忘我境界。这似乎与一心向上争取的董其昌不太相合，但事实是，董其昌在两度落榜后，生活清苦，想卖字画也无人问津，就在这时领悟到了禅理，并将此作为一生的价值取向。他的画室因此被命名为“画禅室”。
其实也不难懂——只知道“争”，不知道退让，钻牛角尖算轻的，万劫不复也不是没有可能。东林党和阉党打得如火如荼，别说实现什么救国治世的理想，善终都是个很难实现的目标。于是董其昌在“禅”上寄托了更多，也将“禅”往生活里融了更多，终于有了“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的面貌。
他在落第不得志的时候，就不忘结交参禅与收藏上的好友，直到平步青云后也不落下。比如差点成了冤大头的韩逢禧的父亲，苏州大收藏家韩世能，其实是董其昌在翰林院任职其间的馆师，他经常愿意让董其昌观赏临摹他的藏品，这对董其昌在书画和收藏上的进步和建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既与“东林党人”说得上话，也以自己的书画为敲门砖，讨好如日中天的魏忠贤，让阉党也放自己一条生路。做什么他都心平气和，于是左右逢源。
（明）董其昌《画禅室小景图册》（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以“禅”入字入画，要的是自然是一种近乎天真纯粹的意境。董其昌五十多岁后渐渐地就不再喜欢北派山水，到了六十多岁终于规范了“南北宗”论，可知这与他多年参禅的心境变化相生相关。董其昌将王维推为南宗鼻祖，学元四家最爱倪瓒的清冷笔意，把“平淡自然”作为终极审美标准——他觉得古人可以超越，但天地始终为其师。他的山水画以淡雅湿润的墨色点染，用笔灵动，构图空灵，景色虽有出自胸中丘壑，并非写实之作，但从山势与流水的形态也可轻易看出，这是典型的南方景致。名家李可染就说明董画的妙处：“一点渣滓都没有，画得像月亮地，极清。”
（明）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此画是董其昌“平生最得意之作”，现存有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个藏本。大概这评价就是董其昌想要的，但不少观者可能还是很难忽视心里的别扭之感——没渣滓？清？这用来形容董其昌总觉得哪里不对。
董其昌后来真的人人喊打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的“民抄董宦”一事。哪怕《黑白传》里确有抹黑之辞；哪怕这其实不全是真正的民意，背后有士人势力的策划唆使；哪怕他其实并不是施暴行为的指挥者，只怪糟心的儿子。但究其根源，他也不能不负一个“管教不严”的责任，这不是什么可以轻描淡写而过的事。
然而，他岿然不动。人们觉得算是他人生污点的事，完全无法动摇他的内心。在家被焚毁，只能携家人仓皇逃难，到处寄食的情况下，不妨碍他还有闲情逸致去人家家里借看书画，下笔跟之前一样稳，画得像之前一样清——这就是他最理想的自己了，禅意清净，不起波澜。
这样的“清”，更像是在极端的自我意识下，透着自知或不自知的无情与冷漠。天地的“清”，怎么也不像是该这样的。所以他以天地为师，也未必把真谛学到了手，甚至会有人怀疑——他可能离真正的天地挺远，更不知所谓“禅”和“淡”的真意，只是凭生活情趣与熟练笔墨，若有若无地点染这样的意境罢了。
当然他也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参透了的。我们翻看着画史，观摹着书画，细品他“禅”与“争”的一生，倒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全部否定。这个意义上，他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原作者：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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