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提出,和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

一位军长能和总司令结拜兄弟,这在外人看来该是多么荣耀的事呀!

然而,李宗仁对此却不感兴趣,他觉得和蒋总司令这种既不能共安乐,又不能共患难的人结义,完全是多此一举。

然而,蒋总司令却对此兴趣盎然,他把自己的兰谱交给李宗仁后,几次催促李宗仁要帖子。李宗仁无奈,只好也写了个帖子交给蒋介石了事。

只是想不到,不过三年时间,年3月份,蒋桂大战爆发。蒋介石下令发兵武汉,李宗仁当时在上海,他在武汉的行李随着全军战败也丢失了,其中就有蒋先生当年写的兰谱。

事后,李宗仁想到蒋先生说的,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同生共死之类的话,就觉得是巨大的讽刺。

为此,李宗仁感叹说:“难怪有人说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啊!”

从“结义兄弟”到兵戎相向,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蒋中正与李宗仁

早在北伐途中,李宗仁就已对蒋介石的人品颇不认可,他评价蒋“偏私狭隘,刚愎黠傲,最多可说是偏将之才,位居主帅至尊,其智能、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

但是在北伐前期,李、蒋二人合作尚可,两人都是有野心之人,都有通过北伐,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理想。

年底,北伐军肃清江西之敌后,蒋介石坚持要求把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南昌——当时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此举,引起国民政府内部巨大争议。12月初,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自广州出发到达南昌,7日在庐山开会讨论“迁都”之事。然而,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各大委员显然不卖蒋总司令的帐,散会后就直接去了武汉,并且在武昌开会成立了“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之前,执行政府最高职权。彼时驻防在武汉的军人,如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都表示服从武汉的“联席会议”。同时,因蒋总司令独断专行,搞派系差别,军内“反蒋”呼声越来越高。

这一切不仅使蒋总司令试图迁都南昌的如意算盘落空,而且现有的军事地位也岌岌可危。

为了改变此不利局面,年4月,蒋介石操纵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所谓“清党”,以排除异己。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然否认武汉的中央政权。武汉方面也不示弱,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令撤掉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另委任冯玉祥为总司令,唐生智为副总司令。

自此“宁汉”双方矛盾激化,双方互相攻击不遗余力。武汉方面计划发动“东征”,讨伐“南京叛逆”。

在此种纷争下,李宗仁站在蒋介石这边的阵营,并且为了调和南京和武汉的矛盾,他还数次奔走于两地。

李宗仁提出“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解决党内纠纷。”在李宗仁的提议下,再加上外部北方军阀正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宁汉”双方的紧张局势一度缓和下来。

但是,四个月后,蒋介石指挥的徐州之战失利,使蒋总司令在军内的威信受到质疑,同时“宁汉”对峙再度激烈。于是,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不久,就传出蒋氏下野系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逼宫”所致。

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曾极力解释“逼宫”纯属谣言,说他和何应钦都还劝蒋总司令不要下野,而白崇禧当时还在苏北军中,不知此事。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就交给史学家去探讨了。

李宗仁

其实,在那种乱世之中,乾坤未定之际,有野心之人抓住一切机会做些尝试,未尝就是见不得人的事。何况蒋总司令当年在粤军时曾逼走他的军长许崇智,后又发动“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才奠定他在中央的实权地位。

可能李宗仁觉得自己素以忠厚示人,所以对“逼宫”之说甚是排斥。其实,即使李宗仁有“逼宫”之举,也没必要为此不安。

古语说“慈不掌兵,仁不从政”。李宗仁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和一个政治家,要没一股子狠劲,不要说北伐,恐怕他连广西都走不出去就早被人灭了。

李宗仁曾提到,他在事后两次前去蒋介石府邸,请蒋先生澄清“逼宫”谣言,但是蒋氏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不经之谈,不去理会它就是了,搞得李宗仁很尴尬。

由此也看出,蒋介石并不信任李宗仁,虽然他在宣布下野后,把南京的军政大权交由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掌管。但是,这也只是蒋先生以退为进,为自己争取更多空间的一种策略。

其实在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看似亲密合作的背后,早已暗流涌动。

北伐前夕,李宗仁曾为第七军军饷问题,数次找国民政府协商,希望中央统一广西的财政,从而也承担第七军军饷,但是,因广西贫瘠,被中央政府拒绝。

军饷问题已经让李宗仁闹心了,在军队扩编问题上,李宗仁又很受伤。

北伐军攻克湘鄂后,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申请扩编为四个军,蒋介石因为其嫡系第一军也在扩编,所以不好拒绝唐生智的扩编要求,随后,其他各军也纷纷效仿申请扩编壮大实力。

而李宗仁的第七军立下赫赫战功,却还是一个军的编制,如此一来,李宗仁难免心理不平衡。他认为,这都是蒋总司令“上梁不正下梁歪”带头造成的。

并且,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只对自己的嫡系第一军优厚有加,在军饷和武器配备上都是特别关照,而其他各军就不理会了。

在李宗仁看来,被蒋介石另眼相看的第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微不足道”,难以服众。他还曾建议蒋总司令不要再兼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免黄埔学生以“天子门生”自居搞特殊化。蒋介石听后,一言不发。

还有作为北伐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在北伐途中和蒋介石的合作也是矛盾重重,李宗仁为此曾向蒋介石进言,“白氏才大心细,做事慎重敏捷,总司令若觉白氏有何不妥,尽可明白训谕,千万不可于部曲之间吞吞吐吐,疑心生暗鬼,反为不美”。此言也招致蒋氏不满。

如此种种,都使李、蒋心有嫌隙,虽然换帖结义,也化解不了彼此间的矛盾纠葛。这都为以后李、蒋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的军政大权就由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掌管。南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既有北方军阀孙传芳大军逼近长江南岸,同时西面又有武汉的唐生智威胁要“东征”。

在与武汉中央政府协调无果后,李宗仁首先着手应对孙传芳。他亲自指挥军队与孙传芳部队在龙潭、栖霞山展开激战。终于,在东线白崇禧的2个军的配合下,经过七昼夜的血战,取得龙潭大捷,孙传芳登上小艇逃跑。

龙潭之役是北伐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15万人。

此次激战,孙军被俘的有四万人,俘虏从龙潭押往南京时,分四路纵队前进,排头已抵南京市郊,而排尾还在龙潭,可见人数之多。

龙潭大捷前后,李宗仁已开始着手扩充军队。毕竟军队实力才是争取话语权的工具。他将第七军扩充为第二路军,下辖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后来又增加了陶均的第十八军。

龙潭大捷后,实力得到进一步扩充的李宗仁,就开始解决“东征”的唐生智。

10月19日,李宗仁正式讨伐唐生智,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挫败唐军,唐生智迫于无奈,宣布下野,东渡日本。唐生智的旧部四个军遂为李宗仁收编。

由此,通过龙潭之役和讨伐唐生智,桂系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壮大,不仅兵力强盛,还拥有桂,湘、鄂三省的地盘。

然而,李宗仁还没来得及细品胜利的喜悦,便接到了两广突然发生内乱的消息,他的老搭档黄绍竑差点被汪精卫暗算丧命。

黄绍竑

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在蒋介石下野后,联合野心勃勃的唐生智继续与南京对立。但后来,汪精卫看到唐生智飞扬跋扈难成气候,遂开始另做打算。就在唐生智和南京方面交战时,他即奔赴广东,和张发奎合流。

原来,9月份时,早已心生二心的张发奎,脱离武汉唐生智部,以“追剿共军”为名,自九江南下广州,加以盘踞。不久,张发奎就发表言辞激烈的“回粤宣言”,攻击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力邀汪精卫来粤。

于是,10月24日,汪精卫抵达广州,与张发奎合谋统一两广,另设立中央机构,与南京对抗。但是统一两广最大的障碍就是,广东的实权人物李济深和广西首脑黄绍竑。

因为张发奎原系李济深多年部属,从感情上实难对李济深下毒手取其性命。于是汪、张等人经过密谋,以北上开会为由,把李济深骗离广东,然后把黄绍竑骗来广州,企图予以捕杀。幸亏黄绍竑抵穗后得到朋友线报,才得以乔装逃离,保全了性命。

此次事件曝出,使李宗仁和汪精卫矛盾迅速激化。李宗仁痛恨汪精卫集团竟在桂系后方乘虚而入,于是,从舆论到中央,发起一股反汪的浪潮。与此同时,广东方面张发奎在李济深和黄绍竑联合讨伐之下,兵败,被逼通电离职,宣布下野出洋。

在李宗仁等的力主之下,南京国民党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方案》。白崇禧则令上海方面对汪精卫实施监控,甚至还跑到法租界联系试图捕杀汪精卫。

在此情势下,四面楚歌的汪精卫自知执掌中央大权的梦想成为泡影,只好于12月15日,宣布引退出国。

汪精卫

汪精卫的下野,给了蒋介石再度出山的机会。年1月9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自此,武汉、南京的中央政权之争以蒋氏的完胜而告终。事后,李宗仁曾感叹,蒋先生“下野”这步棋走得很高明。

从年8月蒋介石下野到其复职的这半年里,李宗仁可以说是南京中央的实权人物,通过龙潭大捷驱孙传芳,继而讨伐唐生智,赶走汪精卫和张发奎,使桂系的声望和实力大增,展示了他驾驭政局的高超能力,也为自己积累了政治资本。

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却好像愈行愈远。

年12月,蒋介石复职前,和宋美龄大婚,党政军各级政要纷纷赠送厚礼,就连一向和蒋介石不睦的程潜也送了礼。

但是李宗仁却始终没有送礼,只是在蒋氏婚礼后第三天应邀前去拜访,口头上对蒋氏夫妇进行了道喜祝贺。由此可见,李、蒋二人的关系的疏离,同时也可看出李宗仁性格中强硬的一面。

李宗仁对坚持不送贺礼的解释是,因为婚礼前看到蒋先生发于报纸上的结婚声明,心里不痛快。蒋氏声明里说,从今以后断绝和毛氏、姚氏、陈氏的一切关系,以前的革命都是假的,今天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为革命工作。

对于蒋介石的这番可以说是讨好新婚妻子的表白,李宗仁非常郁闷,原来打了一年多的北伐战争,都是假革命,那么多革命将士血洒疆场,敢情都是白白牺牲!

不仅如此,在蒋介石复出之际,又有传言,说李宗仁和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复职。

且不论这些传言的真实性如何,既有这些非议,就说明蒋、李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公开化。

蒋介石重新复职后,决定成立四个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

李宗仁原本是蒋总司令的手下,这次竟然跃升为和蒋、冯、阎平起平坐的集团军总司令,按说,李宗仁应该对此感恩戴德,但是他却对此心存疑虑,北伐已接近尾声,战事即将结束,蒋总司令做此设置,用意何在?

并且,李宗仁深知蒋先生的作风,眼前的“加官进爵”未必是好事,蒋总司令不可能坐视非嫡系军事力量的壮大不管。

不久爆发的蒋桂战争就证明,李宗仁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

李宗仁与小诸葛白崇禧

蒋桂之战是由“湖南倒鲁”事件引发的。而这场风波的缘由还是由“裁兵”事件触发的。

由于通过北伐,各派实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张,蒋介石控制的第一集团军有50万兵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拥有40万兵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有20万兵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20万兵力。

蒋介石担心各派势力拥兵自重,对他的中央集权统治造成威胁。于是,年6月,蒋介石明确提出裁兵方案,为此,在北平召开裁兵善后会议。

虽然各方表面上都拥护“裁兵”,但是,由于各方分歧较大,难以达成一致,最后,裁兵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但是蒋介石“削藩”心意已决,岂会就此罢休,既然协商解决不了,那就用军事手段来逼迫几大军事首脑就范。

蒋介石首先向李宗仁试探,表示他要对付冯玉祥,希望李宗仁能联手,结果被李宗仁拒绝。其实,李宗仁明白,如果蒋总司令把冯玉祥解决掉了,下一个对付的就是他了。

被李宗仁拒绝后,蒋介石就马上改变策略,掉转枪头对付李宗仁。

当时,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实际控制的地方主要有湖南,湖北及大本营广西。蒋介石经过考虑后,决定先向湖南开刀。湖南在唐生智倒台后,已被桂系囊括在手。但是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却是蒋介石任命的,和桂系貌合神离。

蒋介石派人暗中和鲁涤平联络,秘密输送大批弹械至湖南,为“讨伐”桂系做准备。此消息被第四集团军在两湖的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获悉,同时他们又接到密报,说中央已部署完毕,即将对第四集团军用兵。

夏威、胡宗铎、陶钧非常恐慌,经过商议后,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召开会议,罢免鲁涤平省主席一职,同时发兵攻打长沙鲁涤平部队,鲁涤平没有防备,兵败,慌乱逃离湖南。

“湖南倒鲁”事件发生时,李宗仁正在南京。他在事后解释说,夏、胡、陶发动湖南事件时,他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他接到夏、胡、陶的急电才知悉。但是此种说法被蒋派一方质疑,认为李宗仁是在推卸责任。

其实李宗仁是否提前知情已不重要。“湖南倒鲁”事件爆发,正好给了蒋介石“讨伐”桂系的口实,使桂系在舆论上极为被动。

李宗仁

李宗仁接到夏、胡、陶的急电后,因为担心被扣押,匆忙离开南京来到上海,躲进法租界。这时,他还不想与蒋介石决裂,他在上海会晤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表示绝对服从中央,绝不破坏中央和平统一的局面,试图想平息事端。

然而,蒋介石岂会就此收手!既然已捅破这层窗户纸,干脆就一战到底!蒋先生先表面答应李宗仁“以政治方法谋求解决”。但同时,蒋介石却暗地为战争爆发做准备,他用了三大招分化削弱桂系。

第一,他首先利用唐生智分化北方白崇禧的军队,收买白崇禧的手下,预谋捕杀白氏。因为白崇禧手下部队多是收编的唐生智旧部。幸而白崇禧事前获知消息,乔装出逃,才得以避祸。经此折腾,白崇禧在北方的10万兵力化为乌有。

第二,蒋介石在南方诱骗广东首脑李济深到南京开会。李济深到南京后,就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九一八”事变后,才被释放。李济深被捕后,广东方面遂倒向蒋介石。李济深和桂系一向合作融洽,被称为“半个桂系”,他的被捕,使粤桂联盟解体,桂系失去一个可靠的盟友。

第三,蒋介石在桂系内部挑拨离间,策动内部一些桂系军官倒戈反桂,使桂系内部出现分裂。

战争还未正式爆发,桂系集团已经四分五裂。并且,全国舆论也都是声讨桂系之声。当时桂系真可谓四面楚歌,完全孤立,阎锡山和冯玉祥都是坐山观虎斗,乐见蒋桂火拼。

攻击桂系的这些前奏准备好后,蒋介石就撕破脸皮,公开向李宗仁下战书。

年3月27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三全大会决议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的党籍,免去本兼各职。

3月28日,蒋下令发动对桂系中心——武汉的进攻。

3月31日,蒋介石亲自坐镇九江,下令对桂系发动总攻击,蒋桂之战正式爆发。

战争爆发前,第四集团军在两湖尚有10万的兵力,但是经过蒋介石前期的分化收买,战斗力已大大下降。

第七军的师长李明瑞因军长夏威生病,代行第三路副司令一职,却在阵前宣布脱离桂系投靠蒋介石,使得军心大乱。在蒋介石的武力和金钱收买之下,桂系节节败退,最终失去两湖,退回广西。

早在李济深被扣押南京后,李宗仁就知处境危险,乃通过秘密渠道离开上海回到广西。

此时白崇禧也已回到广西。蒋介石为了彻底打垮桂系,派人联络黄绍竑,企图离间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但是没有成功,李、白、黄多年打拼的交情不是蒋介石轻易就能煽动的。

面对当前的困境,李、白、黄经过商议,决定由黄、白二人留驻广西发动对蒋介石的反攻,李宗仁则离开广西到香港躲避。但是,由于和蒋氏一派的兵力悬殊过大,黄、白二人在反攻失败后,也先后来到香港避难。

广西遂统一在国民政府蒋介石麾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李、黄、白三人。

白崇禧、蒋介石

那时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和儿子幼邻已在香港居住。

李秀文在回忆录里提到,丈夫李宗仁此次到香港避难的情形很让她担心,“我从没见过他这般意气消沉的,莫非有大祸临头”?即使李宗仁带儿子幼邻出去游玩,看赛马,李秀文也觉得他是强作欢笑,并不快乐。

蒋桂之战的失利,是李宗仁出征广西以来,遭遇到的最大挫折。

李宗仁以问鼎中原之志,带领八桂子弟,在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北伐完成之时,第四集团军的兵力已达到20万人,又坐拥富庶的两湖,北方又有白崇禧镇守,曾经何等风光!也不过才一年时间,第四集团军便荡然无存!

这一切怎能不令他痛彻心扉!

李宗仁到香港后不久,便有各种势力前来拉拢。北伐中被李宗仁打败的孙传芳和张宗昌都托人捎信,希望和李宗仁见上一面,还有陈炯明、沈鸿英也托人来求见。

然而,此时由鼎盛跌至谷底的李宗仁,虽也曾感到前途渺茫,但还是拒绝了这些人的求见。幼时农村艰苦生活的锻炼和后来军旅生涯的历练,使李宗仁养成了坚韧不拔,决不轻言放弃的性格。

李宗仁想到目前的困境只是由于和蒋先生的歧见造成的,以后还会重返国民政府,他不想给南京方面落下勾结军阀的把柄。

他也明白,身处乱世,各方利益纵横交错,政治形势瞬息万变,要翻身,机会还是很多的,就看自己如何把握了。

蒋介石打败李宗仁后,并不满足,遂又向冯玉祥发动攻势,因为担心冯玉祥和李宗仁联手,就逼迫香港总督驱赶李宗仁。李宗仁被迫离港赴法属安南(今越南)避难。

不久,国内局势发生变化,李宗仁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原来,由于蒋介石排除异己,独霸专权引起了各派系的不满,汪精卫趁势联合“反蒋”的派系结成“反蒋联盟”,他们派人联络李宗仁,希望桂系能加入进来。

同时,由蒋介石任命主持广西军政大局的俞作柏、李明瑞被迫下台,继任的省主席吕焕炎又难以服众,桂系旧部都希望李宗仁能回来重新主持局面。

毕竟李宗仁在广西多年的经营,还是有很深的群众基础。

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年11月,李宗仁回到南宁,在此之前,白崇禧和黄绍竑已回到广西。

广西又处于李、黄、白的管辖之下,并且加入了汪精卫的“反蒋联盟”。曾经兵戎相向的汪、桂双方这时也抛弃前嫌,握手言欢。正如黄绍竑解释的:“政治活动,原来只计利害,不择手段的。昔日是雠仇,今日是朋友。”

借此机会,李宗仁又重新登上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舞台,继续他在民国史上纵横疆场,运筹帷幄的征途。

南国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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