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游客旅玩的景区，通常不能被评价为凶猛野生动物保护区；景区对野猪之类的保护方式为“动物园”。景区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动物园有饲养动物损害责任；设立警示牌提醒游客，警示措施不能免除南京栖霞山景区的法律责任。当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后，可能还应当追究相关部门人员渎职的法律责任。
南京栖霞山景区野猪在游客中穿行景区对野生动物的管理
景区中也有动物园，如，南京玄武湖景区的动物园；动物园对野生动物的管理方式通常是隔离，对凶猛的野生动物采取的措施更加严格，如，动物园对老虎的饲养方式为封闭式圈养。杭州野生动物园3只金钱豹越繁育场围墙脱逃，多人被判刑；3只金钱豹倘若越过繁育场围墙而伤人，动物园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动物园不仅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饲养员倘若违反操作规定，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南京栖霞山景区之所以采取不负责任的措施，可能是受到某些裁判的影响。如，北京一游客擅闯野生动物禁区，动物园采取了警示措施，动物管理人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南京栖霞山景区与野生动物公园不同，即便在野生动物公园，凶猛的野生动物也不能在游客中穿行。供游客旅玩的区域，不适用饲养动物损害责任，而应当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南京栖霞山景区管理人员可能认为，景区中的野猪并不是景区所饲养的野生动物，其不需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保障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义务。
景区对野生动物的管理景区可能存在着的“无助”
南京是一个执行国家政策极强的地区，如，南京计划生育执行明显好于安徽等邻近的地区。南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执行也是如此，比如，南京某区有一个化工园，并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南京地方政府毫不迟疑地将化工园迁出，有效保护了石臼湖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对“三有动物”的保护，由于执行能力较强，野猪已频繁在公路、景区出现，并引发了多起交通事故。一方面，说明南京的执行能力强；另一方面，南京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也反映了栖霞山景区可能存在着的“无助”。
南京属于丘陵地区，气候适宜野猪繁殖；南京倘若对野猪繁殖不采取措施，可能用不了几年，野猪可能在高速公路、小区，景区出没。其中，体型大的野猪可能具有攻击性，倘若在高速公路上出现，其后果难以想象。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需要视区域决定。人类之所以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区，意味着该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受到特殊对待；相反，凶猛的野生动物闯出该区域，对人们的生命、财产构成威胁，通常人有紧急避险的权利。执法者倘若不能理解前述理由，南京的野猪繁殖可能泛滥。
野猪在南京栖霞山景区出现，景区也认识到了危险性，否则，景区不会竖立警示牌提醒游客；景区称野猪不去引逗一般没有攻击性，实际上也是“无助”的表现。一方面，景区倘若猎捕野猪，可能成立违法犯罪；另一方面，景区需要接纳游客，不得不开放景区。景区为了规避法律责任，也仅能采取竖立警示牌的方式，告诫游客，这种方式是否管用，景区实际上也没有“底气”。法律加强对三有野生动物的保护同时，法律一定预备空间防止三有野生动物泛滥，如，野兔泛滥可能破坏耕地等。
增设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一个新罪名，即，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区分了本罪与非法狩猎罪的差别意义重大。一方面，司法人员在适用犯罪时可以做到罪刑法定；另一方面，新增的罪名可以解释非法狩猎罪中的紧急避免，并为制定防止野生动物泛滥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
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的规范目的不同。前者，是指行为人违反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方面的法规；后者，是指行为人违反狩猎方面的法规。规范目的不同意味着，非法狩猎罪仅适用于禁猎区、禁猎期，或者在该区域和期间使用了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其中，禁猎区、禁猎期需同时具备；解释为同时具备，具有罪刑法定的意义，狩猎法规仅规范狩猎区，其他区域的野生动物由保护法规范。
在禁猎区之外，应当适用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而本罪为目的犯，非食用为目的猎捕行为不成立犯罪。如，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破坏食粮等农植物被猎捕，倘若非食用目的不成立犯罪。当野猪、野兔等野生动物泛滥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可以制定规则，对泛滥的三有保护动物开展有计划地猎捕，保护人民群体生命、财产安全。不仅如此，行为人猎捕时没有食用目的，猎捕后产生食用目的，追究刑事责任应特别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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