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龙才变即为鱼孔尚任一生之得失成败

陈麟德

摘要：本文论述孔尚任一生之成败得失与《桃花扇》紧密相连，而淮扬之行为其一生的转折点。倘无此行则《桃》剧无法面世；然面世后旋即获咎遭谴。东塘一生悲剧之依归乃成也《桃》而败也《桃》。

关键词：孔尚任；淮扬之行；《桃花扇》；成败得失

以一曲《桃花扇》而蜚声文苑、名噪艺林的清初著名文学家孔尚任，享年古稀，而其一生的成败得失却与压卷之作《桃花扇》紧密相连，可谓成也《桃》而败也《桃》。其一生的转折点可以淮扬之行为标志，此行让东塘大开眼界，广交友朋，特别是为撰著《桃花扇》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若无此行，《桃》剧难免胎死腹中之厄。此行岂但不虚，简直可以说是东塘一生中的闪光点。

淮扬之行前，东塘只不过是一位囿于一隅默默无闻而无由颖出的书生，虽系衍圣公之后裔，却屈居人下，惨淡经营，为他人作嫁衣裳。康熙十七年，甫届而立，孔尚任游鲁城西南石门山，作《游石门山记》，谋卜居兹山，作《告山灵文》。越五年，孔尚任在曲阜，修《阙里志》，并为衍圣公府监造乐器，训练乐舞生，这都是他步入仕途前的准备。而彻底改变他的命运是康熙二十三年，玄烨南巡过曲阜，孔尚任被选参加讲书仪式，获玄烨之首肯而荷青睐，命至北京国子监供职。为了让孔尚任造就一番事业，玄烨特意命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至二十八年己巳（—）以钦使身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到淮（阴）、扬（州）办理疏浚海口、督理七邑——山阳（淮安）、盐城、兴化、高邮、宝应、江都、泰州七州县的里下河地区——水患。“丙寅之秋，陛辞于乾清宫”，玄烨对孙、孔此行寄托厚望，因而礼遇殊隆，“天语劝劳，卿相赞勉”（《湖海集·待漏馆晓莺堂记》）。应该说，康熙帝是有意重用孔尚任的。而孔也想借此机会施展他的经济之才，认真治水，上报朝廷知遇之恩，下拯嗷嗷待哺中之黎庶。孔自京南下即赋《七律·淮上有感》：“皇华亭下使臣舟，冠盖逢迎羡壮游。箫鼓欲沉淮市月，帆樯直蔽海天秋。九重图画筹难定，七邑耕桑户未收。为问琼筵诸水部，金尊倒尽可消愁”。奉钦命治水的使臣船队浩浩荡荡开来，“冠盖”鹄立恭候，笙鼓大作，“帆樯”蔽天，然而朝廷治水规划却迟迟筹划未定，七邑灾民至秋而家家颗粒无收。淮、扬僚属为“水部”诸大员设盛宴，品山珍海味，饮玉液琼浆，不知可以为灾民消忧解愁否？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孔尚任不愧为有思想、有才情、有政治抱负的文人，忧国忧民之情溢于墨楮。下车之始即预知此次淮扬治水恐劳而无功，不能解民于倒悬。果如所料，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意见龃龉，河督靳辅与抚臣于成龙意见相左，上疏相互攻讦。据王先谦《东华录》称：“以与孙在丰同往修河诸员，未尝留心河务，唯利是图”。孙之随员良莠不齐，内中确有倚官仗势，“驿骚闾里”（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居中渔利之徒，地方官不得不向朝廷告发。于是，朝廷震怒，“九卿议决，撤回差往各官”（《东华录》）。孙在丰亦牵连在内，后来都被免职，河工就此停顿。但孔尚任却不在此列，仍命其留守河署，以此滞留维扬一带达三年之久，先后驻节泰州、兴化、扬州。在泰州馆宫氏北园，撰《海陵登楼记》，后由北园迁陈庵，作《陈庵记》。泰州曲部演唱孔尚任治水同寅徐旭旦（西冷）所填北曲《送春》，孔作纪念诗。在兴化，馆拱极台北楼及李氏枣园，题额“海光楼”，撰《海光楼记》。在扬州，居天宁寺官舍，在《待漏馆晓莺堂记》中有载。治水无功，未能一展抱负，壮志难酬，有负圣望，《桃花扇》亦未脱稿，虽居楼台园林胜境，却不能赏心乐事。在《与崔莲生运使》札中云：“仆匏系昭阳（兴化），一筹莫展，听雨高楼，苦吟闷坐”。事业上不得志，他便主动结交当地名士，相互酬唱宴饮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彼此以气节相砥砺，以诗酒为媒介，因而结识了以冒襄、黄云、宗元鼎、邓汉仪、杜浚、释石涛及兴化诗人李沂（艾山）、李淦（季子）、李国宋（汤孙）、王仲儒（景州）、王熹儒（歙州）、朱国琦（鹤山）、兴化县学教谕长州宋实颖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还在扬州、南京等地凭吊故明遗迹。东塘心仪扬州久矣，当然不能放过这次宦游扬州的大好机会，游览与结交得兼，缺一不可。“广陵据南北之胜，文人寄迹，半于海内。自欧、苏平山宴会以来，过其地者，俯仰今昔，穆然山色江色之表，盖不知几觞几咏。今予以使客之槎，久系邗上，兴怀往迹，游览几遍。凡骚人墨客，皆得通名刺焉”（《湖海集·〈广陵听雨诗〉序》）。在扬州，上至运使如崔莲生，下至隐逸如吴云逸、张谐石、徐松之，皆与其交往而为友。“系缆邗上，得过高署”（《湖海集·与崔莲生运使》），遂与两淮盐运使崔莲生订交；以诗与隐逸吴云逸、张谐石、徐松之订交，先爱其诗，再交其人。吴云逸不仅工于诗，而且孝父母，“筑观颐堂以养其亲”。喜与耆旧交，“凡耆旧至广陵者，莫不延致于家，或负笈从之游”。为人“谦退敛下”（《湖海集·〈酣渔诗〉序》），沉默寡言。张谐石“居维扬城东下，草庐数间，青蓬番户”（《湖海集·〈城东草堂诗〉序》，视富贵若粪土，安贫乐贱。徐松之喜秋游，“为广陵吟眺之倡”，其诗“意味萧疏，特具秋气”，“景与人合，诗与境会”（《湖海集·徐松之〈秋吟〉跋》）。他所结识的朋友，不是故明遗老，就是儒雅文人，达官显宦则凤毛麟角耳！通过觅旧访迹，搜集遗闻逸事，丰富《桃》剧素材，而这些旧雨新知，即为素材的主要提供者。

冒襄（辟疆）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商丘侯方域并称明季“四公子”。明社屋后绝意仕进，性喜客，尝与才人、学士、名倡为文酒宴游之欢，对侯方域及故明旧事知之甚详。康熙二十五年，孔尚任以河事旅淮扬，冒襄偕泰州黄云、邓孝威等与东塘会于扬、泰。翌年，又到兴化访孔尚任，纵谈弘光遗事，谋举花洲社，不果。冒名列《清史列传》，《如皋志》有传。

黄云（仙裳）名驰江左诗坛，东塘甫抵泰州后即造访，两人结下“义虽朋友，情则亲串”（孔尚任返京后与黄云的信札）之忘年交，并与黄子泰来字交三亦论交。东塘广交江左名流硕彦，皆黄氏父子之助。《泰县志》有载。

宗元鼎（定九、梅岑）明末清初兴化人，后迁居江都宜陵之南，有芙蓉别业，相传为谢安旧址。元鼎与弟元豫、观及从子之瑾、之瑜皆工诗，时称“广陵五宗”，为清初广陵诗坛重要人物。除《清史列传》有载外，《咸丰重修兴化县志·人物志·文苑》有传，钱林撰《文献徵存录》亦有载。

邓汉仪（孝威）明末吴县诸生，曾加入复社，顺治初避祸迁居泰州。工于诗，嘉庆《扬州府志》（《阿府志》）称之为“骚雅领袖”。曾主编《天下名家诗观》，在扬州设立联络站，从泰州慎墨堂移居扬州文选楼，专事选政，还参与修纂《扬州府志》，名列《清史列传》。

杜浚（于皇、茶村）明亡隐居金陵鸡鸣山之右，躬耕著书，往来维扬间，名列《清史列传》。

石涛（原济）俗名朱若极，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明藩王后裔，曾在南京、扬州两次见康熙帝，晚年卜居扬州，常怀故国之思，从遗民隐逸游。以卖画为生，擅长山水，对扬州画派影响颇大。

东塘旅居兴化时，与兴化故明大学士文定公李春芳之后裔大小阮诸俊彦、诗书名家王氏昆仲、年逾八十的诗书家朱鹤山及在兴化任学官十六年之久的三吴盖代硕儒宋实颖等，在他下榻的拱极台及枣园，宴饮酬唱，拈题分韵，论古谈今，大作诗文。

孔尚任羁旅淮、扬三年，以扬州为中心，北至淮阴、兴化，南至金陵、姑苏、京口，东至泰州、姜堰、如皋，河事毕，则览胜、访友。康熙二十六年，孔尚任陪同江宁巡抚田雯、治水大员靳辅、孙在丰由泰州迂云梯关至高家堰会勘河道则专为河事，联系广泛，友朋遍及大江南北，目睹耳闻明清嬗代之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诸多方面的复杂线索，尤其对“一年天子小朝廷”的南明弘光朝兴勃亡忽的全过程和清初吏治的腐败、百姓的痛苦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这是隐居齐鲁或宦游京华时闻所未闻。淮扬三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也是创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更是充实、修改初稿并断断续续创作二稿的时期，虽未建功立业，却赋诗撰文余篇，前有邓汉仪、宗元鼎、黄云三序，黄不仅作序，还为《湖海集》诗文后作评注，十分精辟、中肯。孔尚任为性情中人，雅人深致，一生流连于附凤托雅之事：喜繁华盛世，歌舞升平，悲吴宫花草，晋代衣冠；喜秦淮凤月，舞榭歌台，悲乌衣朱雀，黄公酒垆；喜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悲废池乔木，衰草寒烟；喜春光明媚，姹紫嫣红，悲江南秋老，叶落满阶；喜文酒诗会，悲惜别伤离；喜良宵美景，悲灯灺酒阑。其文典雅工丽，其诗风流纨绮，尤以写景、抒情为最。对扬州则情有独钟，特别对扬州红桥知之甚悉，若数家珍。“维扬城西北，陵陂高下，多瓦砾荒冢；唐人所咏十五桥者，已漠然莫考，行人随意指为此地云。地接城堙，富贵家园亭，一带比列，箫鼓游舫，过无虚日。溪流转处，一桥高挂如虹，谓之虹桥。自阮亭先生宴集后，改字曰‘红桥’，而桥始传”（《湖海集·傍花村寻梅记》）。不宁唯是，连红桥旁有花村，花村有老梅，亦了如指掌。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二月，“花朝方盛，箫鼓游舫，皆集红桥，独留此数株老梅，为冷落薄游者吟诗买醉之所。余闻而羡之，遂醵酒钱，唤笙歌，作竟日欢”（《傍花村寻梅记》）。甚至三月三上巳节，“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湖海集·〈红桥修禊〉序》）。孔氏即于是曰“大会群贤，追踪遗世”并“吟诗见志”（《寻梅记》）。据《扬州画舫录》载：与孔尚任一起在郡城上巳日修禊红桥者，扬州有卓尔堪、吴绮，兴化有王熹儒、李沂诸人。孔数咏红桥，乐此不疲，其中有一首以工笔重彩描绘红桥的七律，为沈德潜简入《清诗别裁》，此书仅录孔诗一首，无疑乃压卷之作。“红桥一曲绿溪村，新旧垂杨六代存。酒旆时摇看竹路，画船多系种花门。曾逢粉黛当筵醉，未许笙歌避吏尊。可惜同游无小杜，扑襟丝雨乍消魂”。起笔即点题，美丽的红桥下淌着涓涓小溪，它流经绿树掩映的水村，夹岸垂柳，新旧并存，有些历时很久的老树仍充满生机，郁郁苍苍。透过一片修竹掩映的小路可见酒旗在诱引着来客，一些装饰华美的游船已停在了岸边花匠的门前。诗人在游赏之际，有粉黛相陪，笙歌相伴，自然一醉方休，也不顾忌治河大吏的尊严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一个像小杜那样有才情的诗人同游，这不足之憾在丝丝细雨之中不觉平添几分淡淡的惆怅。此诗精雕细刻，纤巧绮丽，十分精致。与《初春经红桥》：“笋舆上高原，风暄日未午。园亭密复疏，长幅展画谱。红桥跨绿波，精神更媚妩。酒家傍桥开，竹篱界花圃。雨点江南山，却从林梢吐”。及《清明红桥竹枝词》末首：“留恋红桥市酒香，归来都到日昏黄。灯船乱点迎头照，水底霞光一丈长”。有异曲同工之妙！东塘爱扬州红桥，亦爱欧阳文忠公修建的、可以远眺隔江诸山的平山堂，他以“密疏堤上千丝柳，深浅江南一带山”——成行的垂柳疏密相间，起伏的山峦近深远淡——诗人紧扣平山堂的景物特色，描绘了水色山光的迷人境界，使读者恍若身临其境。孔离扬回京五年后，还应扬州平山堂法净寺僧所请，作《修创栖灵寺记》。

孔尚任在扬州、后又过江去金陵、姑苏、京口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或于维扬“选名园、开高会，较风规于古人”（《湖海集·〈广陵听雨诗〉序》），或往琼花观看琼花、赏明月。明高启曾将扬州琼花观与武昌黄鹤楼并称，孔尚任对琼花观也赞不绝口：“叹其处闹境而不喧，近市尘而常洁”（《湖海集·〈琼花观看月〉序》）。乃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冬，“召集名士七十余人，探琼花之遗址，流连久立，明月浮空，恍见淡妆素影，绰约冰壶之内。于是列坐广庭，饮酒赋诗，间以笙歌”（《湖海集·〈琼花观看月〉序》）。孔尚任在扬州时，海内名士接踵而至，争相与会。除为江都卓尔堪编次所著《近青堂诗》撰序并多次与江都韩魏面晤外，金坛于铨旅扬州，寓法海寺，与孔会后，孔贻以“荒楼雨坏门”诗；无锡顾彩旅扬州，与孔同集借树楼，看新绿，各赋诗。五年后，孔、顾合著《小忽雷》传奇，皆彩为之填词。此剧写唐梁厚本同郑盈盈的婚姻几经波折，终于团圆的故事；吴江叶燮到扬州访孔，投以所著《己畦诗文集》二十二卷；江宁周京旅扬州，与孔尚任在洪衍堂会。可以这样说，倘非河事旅扬州，东塘不可能与如此众多的江左名流麇集于此。且于治水之暇，还忙里偷闲渡江而南。康熙二十六年，孔尚任游焦山，访《瘗鹤铭》，仅扪得数字，拓壮观亭新刻还。康熙二十七年，孔尚任游姑苏，与吴县朱奭（天锦）等同登支硎山，作《法螺寺老梅歌》，并在苏与“古文三大家”之一的汪琬会后还扬。康熙二十八年秋，孔尚任游金陵，与鄂、皖、赣、闽、浙及江宁、上元本地名流，如书法家郑簠、画家戴本孝、篆刻家程邃、书画家王蓍等，大会于西汉吴王濞铸钱于此的冶山，作画、题字、吟诗赠孔者不乏其人。孔与陕西王弘撰会于南京乌龙潭，江宁樊圻见孔尚任，尚任贻以“内府收藏君总在，标题半是启桢年”诗。还冒雨往清凉山下，访王山史聘君，而王已移家秦淮水亭，盖意在山水也。孔尚任在《也郑汝器》书中述及此行喜悦溢于墨楮。“客金陵佳丽之乡，遇中秋澄清之月”，“雅聚高斋，饮藏酒，试名茶，赏鉴古书帖，盖与满座耆英，同此一乐也”。游宁返扬途中，过栖霞山，至白云庵访张怡，听说南朝故事，备写《桃花扇》。常住车水马龙的扬州、金陵名园馆舍，甚感乏味，“日与冠盖者游，虽馆舍宏敞，反若耳目甚隘，而步履多碍”（《湖海集·〈岸桴记〉》）。于是羡慕吴园次先生“结数椽于湖滨”，“联竹木为筏，架庐其上，半着于岸，而半临于水”的“岸桴”。园次者，即吴绮，扬州名流，清初任湖州太守，因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人称“三风太守”，又称“红豆词人”，有《林蕙堂集》。性坦易，喜宾客，四方名流过从，赋诗游宴无虚日。后罢归，居岸桴。康熙二十七年，孔为吴绮作《岸桴记》，表彰吴园次之“清节苦境”，园次则序孔所作宫词百篇。孔在扬时，园次曾自湖州还扬州，与孔尚任等集克敏堂，听尚任说石门山胜概。除以诗文会友外，更书札频频。孔尚任馆兴化拱极台海光楼时，曾致函扬州盐运使崔莲生：“遥想先生美人为政，优游忘机，好风良雨之辰，乘画舫，游红桥，词人满座，佳句盈身，觉仙楼与仙舟，又有仙凡之隔矣”。孔尚任曾邀冒辟疆往兴化盘桓一月，冒离兴后不久，孔《与冒辟疆先生》书中称：“昭阳天边之水，非不得已如张骞者，孰肯乘槎。先生以弟马齿之故，远就三百里，同住三十日，饱我以行厨之珍，投我以奚囊之玩，促促言别，情何以堪”（《湖海集》卷十一）！

此外，孔尚任最敏感于春夏秋冬的转换，雨晴雪霁的交递。淮扬治水期间，曾作《送春诗》二首：“冬寒夏热寂寞秋，谁肯关心问去留。一岁莺花春占尽，送他归去枉耽愁”。“年年春到此时归，满县迎来送却稀。眼底人情今看破，点头不是叹花飞”。在孔尚任的倡议下，与众名士“于春去之时，载酒征诗，远送郊外，极尽一日之绸缪”（《湖海集·〈送春诗〉序》）。康熙二十七年春杪，孔尚任与江都蒋易、吴江朱虹、宝应乔寅等集借园作送春会，分韵赋诗以纪盛。总之，淮扬三年，虽然治水无成，但一切风流韵事，如赋诗、撰文、宴饮、酬唱、访友、郊游、览胜、怀古、观剧、凭吊、修禊、送春、秋游、赏月、观花、题额、鉴赏、品茗等等，无不亲历，诚不虚此行。对《桃》剧手稿则随身携带，遇隐逸必造访，不失一切采访的机会，念兹在兹，无时或间。按东塘自称，《桃》剧稿凡三易，历时十余载。如果说《桃花扇》初稿始创于山东，三稿完成于北京，那么，二稿则系作于淮扬治水时期。国学大师李详亦持此说。然而东塘对此却讳莫如深，深则隐之。盖因《桃》剧系写明季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儿女之情，有诲盗诲淫之嫌，有悖儒家礼教；孔尚任为治河钦使，理应勤于王事，忠于职守，岂能不务正业。友人吴绮就因在任编剧、唱曲而罢官。为此，他绝口不提此事。纵观《湖海集》中之诗文，未见孔有明言写《桃》剧之语。虽然有几首诗曾见用“桃花扇”，如在康熙二十六年所写《元夕前一日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箫管吹开月倍明，灯桥踏遍漏三更。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以及《王勤中赠扇，画桃花燕子》：“闲情写在桃花扇”，《再赴俞锦泉歌筵》：“薄福消完桃扇底”等句，但此桃非彼桃，所言桃花扇，旧时多为名姝异伎所持绘有桃花的扇子，以相映成美，桃花扇并非指《桃》剧。古代诗、词、曲、小说中常见，如宋·晏几道《鹧鸪天》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元·贯云石《凭阑人·题情》曲：“冷落桃花扇影歌，羞对青铜扫翠蛾”。清·魏秀仁《花月痕》第五回：“慵妆淡抹多风韵，好似桃花扇底人”，即此谓也。康熙二十八年冬，孔尚任以河局结束还京，任户部主事。十年后，《桃花扇》传奇完稿，苏州乐师王寿熙为定板拍，直隶吴穆作《桃花扇后序》。此时，兴化李柟任户部侍郎，以岁金致孔尚任，索观《桃花扇》稿。翌年，李柟改官都御史，于上元日以《桃花扇》传奇交金斗班上演，班中人延孔尚任亲莅观评。孔尚任旋改官户部郎中，以文字得咎，被休致。“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放歌赠刘雨峰》）。只好卸京职还里，挚友直隶王源名士为作《送孔东塘吏郎归石门山序》。回乡后，晚岁景况颇为萧条，一蹶不振，只好重操旧业，俯仰由人。康熙四十六至四十七年，背井离乡，到山西平阳为其地修志，糊口而已。康熙五十一年，孔尚任游食东莱，为莱州知府幕客，无鱼、无车之叹在所难免。幸而获天津佟氏之助，刻所著《桃花扇》，得淮阴刘廷玑出赀在石门山筑亭供游观，聊胜于无而已。东塘以一曲《桃花扇》名满天下，亦以此万劫不复。三百多年以来，凡激赏《桃花扇》之万千读者，无不为之发出“可怜一曲桃花扇，断送功名到白头”的叹惋。孔尚任一生风流，半辈蹭蹬，这是孔尚任的悲剧，也是明清嬗代时文人的悲剧。“画虎不成翻类狗，登龙才变即为鱼”（唐·皮日休《宏词下第感恩献兵部侍郎》），可慨也夫！

主编：潘瑞凯

责任编辑：徐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