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碰到了一个算命先生，他摇头晃脑地把你七大姑八大姨的名字都给算出来了，还说你这辈子活不过53岁，更要命的是你这辈子将无嗣。你信不信？反正历史上还真有人信了。但是后来这个人又碰见了一个和尚，和尚对他说：你信算命的咋不信我佛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小伙子好好干，会有儿子的，这个人又信了。他叫袁黄，或许你会觉得很陌生，但他的号你肯定听说过：了凡。著名的《了凡四训》就是他写的。
一、全家的希望袁黄自打出生就肩负家族的希望，他们家渴望袁黄的出生已经等了足足三代上百年了。在袁黄太爷爷袁顺那一代，大明王朝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其实这事说小也就是个家庭纠纷：燕王朱棣起兵造他侄子的反，史称“靖难之役”。
个人身处这场纷争之中，就像一场赌博一样最怕下错注，很不幸的是袁顺就是下错的那个。因为他是朱允炆的铁杆支持者，靖难之役结束后他不得不携家逃离了老家嘉善，这一逃就逃到了南直隶的吴江县。
靖难之役
这一逃让整个袁家元气大伤，不仅财产损失过半，而且袁家还上了朱棣的黑名单，虽然说朱棣的屠刀最终没有降临到袁家头上，但是袁家三代就此失去了科举资格。古代分士、农、工、商四民，袁家既然当不了官，又不肯屈居后三者，于是便选择了从医。袁顺的儿子袁颢这样解释道：“今择术于诸艺中，惟医近仁。习之可以资生而养家，可以施惠而济众。”
自此袁家三代便干起了行医的行当，但他们明显并没有放弃仕途，而是将行医看作了一种投资。《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袁家奉行前者，他们认为袁家只要三代悬壶济世，积下的阴德足以荫蔽后代。
袁黄恰恰是这个家族的第四代人，按照明朝科举的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说明自己的祖上三代，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上过朝廷的黑名单。年的等待终于让袁家等来了崛起的契机。袁黄从小学习举业，但是不巧的是还没等他参加科举考试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对袁黄说：“（学医）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但习一艺以成名，尔父之夙心也。”就是希望袁黄可以接手家族产业，继续当个医生，而不是去科举。袁黄答应了，可是后来他云游北京慈云寺时，碰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
北京慈云寺
二、算命的与和尚这日，袁黄正在北京慈云寺闲逛，在寺内他碰见一个算命先生，袁黄说算命先生“修髯伟貌，飘飘若仙”，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感觉，袁黄对他十分敬重。
算命先生掐指一算，明年就要科举考试了，这个读书人怎么还在这里游手好闲，于是算命先生对袁黄说：“你咋不回去读书呢？”袁黄具实以告，算命先生接着突然说道：“吾姓孔，云南人也，得邵子皇极正传，数该传汝，故万里相寻，有何处可栖止？”这位孔先生此话和《功夫》中那句：我看你骨骼精奇云云意思相同，关键是袁黄他还真信了。
影视剧中孔先生与袁黄相遇
袁黄将孔先生带回家，袁黄的母亲起初对这个算命先生并不相信，但等孔先生精确地预测了一些事情之后，袁黄和他的母亲也不得不信了。孔先生劝袁黄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还精准地预言了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成绩。年，袁黄以第九名的成绩取得了生员资格，而这一切都在孔先生的掌握之中。
按理说家里面有这么一位老神仙应该高兴才对，但孔先生接下来的话却让袁黄烦恼无比，孔先生预言袁黄将于53岁死去并且还没有后代。袁黄此时早就对孔先生深信不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他在自己的文章《立命篇》中这样形容自己：“予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整个就是一个佛系少年，无欲无求了。
袁黄就这样佛系地过了好几年，直到他在栖霞山遇见了一个叫云谷的和尚。云谷和袁黄是老乡，都来自嘉善县，当时的云谷是禅宗教义的先驱之一，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拜访云谷。袁黄此时已经是佛系无比了，他和云谷两个人就这样在一间房间里面对坐三天三夜，就连云谷都很惊奇：“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只为妄念相继耳，汝坐三日，不见起一妄念。”
云谷和袁黄对坐
云谷很好奇袁黄是怎么办到的，没想到袁黄却说孔先生都给我安排得妥妥的了，我也没啥好妄想的。云谷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说自己看走了眼，原来你也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袁黄追问何故？两人就开启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袁黄：“然则数可逃乎？（难道命数可以改变吗？）”
云谷：“我教典中说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我佛说有求必应，你为啥不求？）”
云谷接着说孔先生给你算的人生怎么样，袁黄具实以告。云谷接着又问，你觉得这个人生是你应得的吗？袁黄很谦虚地说出了自己的一大堆缺点，最后得出：这当然是我应得的。
袁黄的佛系让云谷坐不住了，他引经据典驳斥这种宿命论，指出一个人的命运完全是可以通过本人改变的。怎么改呢？云谷说：“汝既知非，将向来不登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务要积德……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简单来说,云谷就是要袁黄多做善事，多积阴德，这样自己的命运就完全可以被改变了。
袁黄悟了吗？在云谷的雄辩面前，袁黄“予伟其言，拜而受教”，还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云谷见袁黄开悟得这么快，于是便掏出一样东西传授给了袁黄，是什么呢？这是一本功过格，就是这本功过格让袁黄的后半生深信不疑，虽然这本书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但也让他卷入了一场更大的争执当中。
功过格
三、功过格在12世纪的中国，一本《太上感应篇》的书逐渐在社会小范围内传播开来，紧接着这本书的姊妹篇《太微仙君功过格》也被人创造出来。这两本中国古代最早的善书和功过格，开启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体系，这个体系建立在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基础之上，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报应，行善便可得到奖励，行恶就会受到惩罚。《太上感应篇》奠定的是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而《功过格》提出的是具体的操作方法，也就是让人们把自己做的善事与恶事统统记下，每一件事都对应着相应的加分和减分项，通过这种量化的计算方式，人们就能明白自己到底是受到奖励还是惩罚。
善书在诞生后的好几个世纪里并不是十分流行，直到袁黄遇上了云谷，云谷的一番话让袁黄彻底抛弃了过往的宿命观，让他相信只要多行善事，自己就会得到上天的回报，而在这个过程中袁黄所使用的就是《功过格》。
自从遇见云谷之后，袁黄就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浑浑噩噩的佛系少年了，而是“终日兢兢”，就算是一个人躲在暗室里，也怕自己的行为会惹鬼神不开心。兢兢业业的同时，袁黄也开始履行自己的承诺，开始完成自己“三千善”的小目标，袁黄每做一件善事都会在《功过格》上记上一笔，上到施救贫穷人家，下到放生，有时袁黄一天会记上几十笔善事。十几年后，他的三千件善事终于做完了，凑巧的是，没多久他的儿子出生了。
袁黄与其儿子
孔先生的魔咒被彻底打破，这更让袁黄相信是因为自己做的善事让他得到了上天的回报。袁黄最终活到了70多岁，他不仅得了儿子，还高中进士。在袁黄的后半生里，他更加积极地做善事，他在完成三千善事的承诺之后继续朝着一万善事的小目标前进，并且他也积极地推广功过格这种计算善事的行为。在袁黄和云谷的努力下，功过格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开来，当时心学流派之一的泰州学派就十分推崇功过格这种方式。
袁黄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身体力行，使世人相信功过格这种体系真的有用，他也在无形之中向世人宣告：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后天行善改变自己的命运。换句比较中二的话来说那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并且通过行善也完全可以满足自己想要的物质利益，因为冥冥之中的那股超自然力量会奖励你的善事。
袁黄纪念馆中的袁黄塑像
与原始的《太上感应篇》所宣称的相比，袁黄和云谷所宣称的功过格体系有明显的不同。《太上感应篇》和《太微仙君格》虽然也宣扬做善事可以得到回报，但这种回报明显带有宗教色彩，即承诺让人得道成仙，是奖励人们的来世的。但是袁黄等人所宣传的功过格中的回报却是中举、生子甚至是发财等等，明显带有强烈的世俗色彩，所强调的是人的今生。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粗浅易懂的道理似乎并不需要解释，但是袁黄通过《功过格》计算善行的方式遭到刘宗周、张履祥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反对《功过格》的理由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们行善只能出乎本心，怎么能够将行善和追逐私利扯上联系呢？刘宗周等人担心这种出于私人利益的行善会让世人变得更加虚伪，而真正的君子做善事是完全不计后果的。
在这种批判声中，《功过格》却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之后的17、18世纪更加流行起来。17、18世纪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奴仆抗争不断，商品经济发展，社会道德日益败坏，让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感受到了传统的社会秩序遭到了挑战，这可把这些社会精英给愁的啊。
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功过格这种劝人行善的形式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社会上出现了形式多样且规定浩繁的功过格，甚至出现了针对不同身份的规定。但17、18世纪的功过格明显和袁黄所倡导的那种功过格有所区别，袁黄所倡导的功过格宣扬的是个人可以通过行善而去追逐个人利益，但是17、18世纪社会精英们所创造出来的功过格明显有一种想要重整社会秩序的目的。
换句话说，17、18世纪的功过格野心更大。例如当时的社会上主仆关系紧张，奴仆的起义抗争不断，社会精英们便事无巨细地在功过格中规定了主人和奴仆的行为准则，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夯实日益崩塌的社会秩序。
但是无论是最初的《太上感应篇》，还是袁黄宣传的《功过格》，抑或是17、18世纪流传甚广的《功过格》，其共用的都是同一个理论基础，即报应体系。《易经》中所写的那句“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这种报应体系的最好诠释，而这种善书在经过社会精英的推广之后日益深入民间，在普通大众中流传开来。直到现在，很多老人家的书柜中依然藏着类似《太上感应篇》的善书，而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更是脍炙人口。
太上感应篇图说
文史君说袁黄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家族的衰微让他肩负着家族重任，原本佛系的他在遇见云谷使用《功过格》之后走上了一条别样的逆袭之路。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功过格》这种形式的善书从诞生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嬗变。袁黄为《功过格》这种行善方法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给予了世人在行善的同时追逐私利的合法性，尽管后世的儒者对此多有批判，但在17、18世纪社会秩序崩塌面前，《功过格》这种带有功利性的行善方式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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