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的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以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外出旅游,逐渐成为今天人们主要的旅游方式之一。有些城市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三小时城市旅游圈”,以此吸引人们前来旅游,小假就去自家附近的景点逛一逛,长假大假就去更远的地方,从名胜古迹到国外风光,都成了人们出行的选择。这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我们现在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那么,古人他们没有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甚至出行也有路引的限制,他们又是否能够外出旅游呢?如果能,他们又是怎么外出旅游的呢?会选择去哪些地方旅游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

我们以旅游文化最为兴盛的明朝中后期为例,众所周知,古人本就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行万里路”就成了很多年轻士子的目标,但即便如此,像明朝中后期那样,大量的民众崇尚旅游,沉迷其中,长盛不衰,也是实属罕见的一种情况。旅游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明朝江南由于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经济的繁荣昌盛,再加上历史悠久,交通便利使得这里成为了旅游文化的中心。史书记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友也。”所谓“游地”指的就是江南士人选择有名胜古迹的地方旅游,“游具”指的则是外出旅游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最通常使用的是马和船,“游友”则不用多说,和朋友一起旅游。“游友”除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以外,还有很多如当今的“导游”一般的“清客”,他们通常都很能说会道,能歌善舞,负责带着达官贵人们游览各种名胜古迹,基本就可以当作是古代的“导游”。从“导游”的出现,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江南地区旅游文化的繁盛。

除了“导游”之外,更有不少名人雅士把当时适合旅游的名胜古迹做出归类,写成书出版,就像是今天的“旅游地点推荐图册”一样。比如明朝中后期的著名大儒焦竑,名士顾起元等人,他们根据当时文人骚客的旅游情趣和价值取向,将南京钟山,牛首山,清凉寺,燕子矶,栖霞山,鸡鸣寺,雨花台等地评选为“金陵十二名胜”,写出合集发表刊行,名为《雅游篇》,并请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作序,叶向高十分高兴为《雅游篇》作序,在当时的文人墨客之间“一时以为胜事”。

而金陵一地,久负盛名者,无过于秦淮河畔,为时人旅游必去的胜地,秦淮河之地号称是“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特别恐怖,感觉就像今天的上海一样,适合人际交往,住宿以及做些羞羞的事情,房价贵到寸土寸金,然而赶来居住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而到了每年春末夏初河水初汛之时,苏州、常州的“游客观光船”常常几百艘船成群结队前往中流,苏州的游览主要集中在虎丘,每次到了八月十五的中秋之夜,就有“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奚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到地痞流氓,都到了这里旅游,这种鱼龙混杂的旅游团体自然而然引起了苏州地方政府的警惕,为了避免导致犯罪事件的高发,苏州府衙出台禁令,不再允许除了士大夫以外的浪荡子弟,地痞无赖进入虎丘,这块石碑至今仍然立于虎丘寺,石碑记载:“照得虎丘山寺,往昔游人喧杂,浪荡淫佚,今虽禁止,恐后复开,合立石以垂永久。今后除士大夫览胜寻幽、超然情境之外者,住持僧即行延入外,其有荡子挟妓携童、妇女冶容艳装来游此山者,许诸人拿送到官审实,妇人财物,即行给赏。若住持及总保甲人等纵容不举,及日后将此石毁坏者,本府一体追究。”

而与苏州毗邻的松江府的旅游产业也迅猛发展,隆庆以后逐渐是“游船渐增,而春秋间泛集龙潭,颇与虎丘河争胜矣。”至于杭州更是天下名胜,受人追捧,每至七月十五中元节,便是“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可见当时人潮拥挤,摩肩擦踵,游玩规模之大,亘古未有。

除开江南,北方地区也是盛行旅游之风,尤以京师为盛,当时人人都知道“都人好游,妇女尤甚”,正月灯节,游人之盛,持续半个多月。而正月十九日后,京师民众更是纷纷出城畅游白云观,连全国各地的道士都跑来凑热闹,“不期而集者数万人”,按照记载,从这一天开始,“自此日后,冠绅闺阁,寻春选胜,继以上冢踏青,宝马钿车,更番杂沓,竞出西闺,水边林下,壶榼无虚日”,这种旅游之风的盛行在当时成为了一种常态,十分具有代表性。

在这种旅游思潮的影响下,极大的改变了当时许多士大夫的观念,在士大夫之中诞生了一大批“驴友”,比如袁宏道,徐霞客,张瀚,李时珍,徐光启等等文人骚客,都走上了探幽访胜的旅游之路。而在这群人中尤以徐霞客最为著名,徐霞客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旅行家,而徐霞客和其他人的与众不同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走的路比别人多,虽然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界比别人更加的宽广。大多数士大夫旅游,不过是简单的陶冶情操罢了,而徐霞客不仅游乐,他还会写,他还要去细究旅行中所遇到的山水地势,对它们进行勘测,每至一地,考察山脉,探索河流,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奇文轶事,成了徐霞客和其他人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从旅游中发现记录,写成了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对于我国明朝时期的地理风貌有着详细的记录,成为了研究明朝地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他打破了旧式士大夫固有的思想观念,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徐霞客恰恰相反,他离家“驰鹜数万里,踯躅三十年”,冲破了狭隘的传统观念对士大夫的束缚,极大的带动旅游事业的发展,后世清人也对徐霞客之游表示惊叹,说到:“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而在明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刺激下,打破了旧有的许多传统观念对于他们的束缚,使得旅游兴盛,不仅知识分子喜好旅游,很多妇女也突破家庭的限制,外出旅游,男女一起亦不足为奇。这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旅游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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