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宿白先生学习始于我在北大念本科的时候。我于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年级下学期的必修课，是由先生教授“中国考古学（下）”——“汉唐宋元考古学”，当年上课时埋头疾书的情景和手臂酸胀的感觉至今难忘。早有学长告知，上宿先生的课就是一个字——“累”。后来，先生还为我们开设“中国古建筑考古”，那门课安排在晚上，我当时参加学校艺术体操队的训练，每次上课总要晚到几分钟。记得有一次，进教室后，看到黑板上已画好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线图，不一会儿，先生要求摹画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我无意识地先画好地面柱础，然后起立柱，最后完成柱子上面的结构。先生环视过同学们的笔记本后，做了点评，解说从地面布局开始绘图是正确的。心中一阵高兴，就当自己被表扬了，因为早就知道先生从不轻易夸赞人。
毕业实习时我和另一位女生选择了敦煌莫高窟，路上的行程和在莫高窟的学习生活，先生都做了细致的考虑。我们在8月中旬暑期的时候就乘火车启程了，经四十多小时，到兰州的时候是早晨六点，直接去了时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岳邦湖所长家，岳所长安排我们参观博物馆和考古所库房，接着前往天水赴麦积山石窟参观。虽然沿途走马看花，但是秦安大地湾彩陶、麦积山石窟造像等已在脑海中有了印象。从兰州又经二十多小时到安西县（现瓜州县）柳园镇，转长途车三个多小时到敦煌县，然后再换公交车约半小时到达莫高窟。我们拖着行李等在大泉河南岸，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樊锦诗老师，从桥对面一路连走带跑迎过来，把我们接到她的家中住下，为我们四个月的实习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先生要求我们半个月写一次汇报，接到汇报信后先生总是即刻回复，指出应该注意的问题，在敦煌莫高窟的实习为我后来继续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年毕业后，我考取石窟寺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班，开始了随师问学的另一段人生之路。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汉文佛籍目录”课就在先生的家中上，我们这个研究生班共有五人，每周固定的时间挤在先生家中的沙发上，读吕澂先生的《佛典汎论》，这是先生为我们复印的书，竖版、繁体字，不甚清晰，读来颇为吃力，上课如坐针毡，先生要求先读，然后他再提问，我记得自己常常是结结巴巴的读不下来，遑论回答问题，至今汗颜，不知道那门课是怎么上下来的。
研究生学习期间，对我们能力培养的最重要的过程是在固原须弥山石窟测绘记录圆光寺窟群四月余。年8月11日，先生和马世长师带领我们赴须弥山，先用一周时间调研一百三十二个洞窟，练习观察洞窟内容。17日，我们正式开始测绘和记录工作，直到12月20日结束。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在大雪封山的情况下，我们坚持按照先生的要求，将图纸、文字的全部资料整理完成。这次的严格训练是我们此后走上学术道路的奠基石。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供职宁夏博物馆十余年，此间先生和马世长师亦极为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年10月他们赴宁开会，专门指导我赴须弥山石窟考察撰写学术论文，这成为我学术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图一）。年我再次考取北京大学佛教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重新接续起佛教考古的集中学习与研究。但对于佛教考古的研究有所突破，则是直到年重返北大进入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的时候了，我在先生的指导下，对佛教造像的着衣法式进行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
图一：年10月13日，宿白先生（右二）、马世长师（右一）在须弥山指导我工作，左一为须弥山石窟文管所韩有成因为佛像着衣专题研究之需，我赴多处石窟寺调研，先生惦记于心，趁开会之便，专门约见时任甘肃文物局副局长的杨惠福学长，请他帮忙安排；先生还亲自给时任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写信说明情况（图二）；其他赴云冈、龙门、栖霞山石窟等的调研工作，无不在先生的关心下顺利开展。
图二：年9月17日，宿白先生写给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的信于我而言，先生从来是一位严师。如我一般资质平平、离开学术多年、四十岁才开始重拾学术的学生，如果说在学术领域里还做出了一点儿成绩，完全得益于先生的严格要求。在我研究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现场绘图、整理资料、考虑问题、撰写论文、修改内容等等，无一不是在学术基础与为人品德并重这样的氛围中进行的，这使我进一步具备了从事研究工作的良好功底和素质。特别是在先生悉心修改的专题研究稿件中，先生的教育之道就在那一遍遍的修改意见中，在那里将做人与问学的境界潜移默化的宣示。关于佛教造像着衣样式的专题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已得到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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