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美术史中,为什么说魏晋时代的美术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动荡的时期，但就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仍然创造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比如说，这个时期出了画家四祖中的三位，还有书家两圣。

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最能代表各类艺术中特点的风格、流派和品类，如后世所谓的画中之“流密一体”、书中之“南帖北碑”、陶瓷中的“青白两系”、建筑中的“寺塔园亭”。还产生了很多著名石窟，包括敦煌、龙门、栖霞山等石窟。

更重要的是，中国书画的基础理论，也在这一时期确立形成，诸如“六法”、“九品”、“笔阵”、“书韵”、“神采”、“风骨”、“体性”、“悦情”等等。

虽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纷乱复杂，但也给艺术创造提供了舞台。“神”、“骨”、“气”、“韵”，这些出于对天、地、人、物的认识，在魏晋南北朝是特别寄托于人品和人生的特征。在这个时代，美学渗入了书画的发展，绘画也被加上了文化作用。

一、给绘画加入文化的功能

魏晋时代，人的自觉，直接反映为艺术的自觉，而艺术自觉离不开艺术理论的形成。在理论自身的发展上，我们不能忽视魏晋玄学带来的影响。

当理论研究的对象，只停留在名和实这两方面的时候，人们的认识也只能局限于心和物。只有当理论研究的对象上升到名和道的时候，认识才可能上升到思和律。

后世对“六经注我”的一切认识，大概是源于王弼注易老那种玄学的“正始之音”，这也是中国绘画和书法等艺术理论的源头。玄风和清谈，从本质上说，就是察名悟道的过程。可以说魏晋艺术理论的发展，同魏晋玄风和清谈有很大关系。

秦皇“书同文”之后，中国文化发展至汉魏，对典籍、史志和图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王充、颜延之都强调，字学图识、卦象图理和绘画图形。其中以“图形”为主的绘画，总是过于注重审美功能，而忽视观念的造就作用与理念演释作用。

然而，魏晋时代，由于人生的自觉、玄学的理会、书韵的造就，以及对绘画的精研，进一步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分化。一方面，对绘画形色审美功能的发展，促进了其纹饰的功能，通过画工，形成一种定制。另一方面，借助对风骨的品评、得意忘高、忘象的清谈和神会，以及书韵的发展，绘画从新的角度突破了图形的局限，确立了绘画主导观念的形成，以及笔法在绘画中千占不移的原则和卷轴画的独立，使绘画更进一层发展绘画文化。

当然，绘画的文化过程，在魏晋只是一个开始，它们要到宋元才会全面完成。然而，艺术理论成为文化理论的意义，就是魏晋绘画理论的特殊地方，也是魏皆绘画史文化的价值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魏晋绘画是其文化表率的含义。

二、佛教文化的中国化

除此之外，魏晋南北朝美术的大问题就是，佛教与多民族文化在美术中的充分反映，尤其是敦煌壁画等中国佛教美术作品，对后世文化产生的影响。

我们不会忽视，佛教对魏皆南北朝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和意义。但是魏晋佛教的中国化，本质上还是魏晋对于人和文的自觉。由于人的自觉，产生了对佛教进行接纳和改造的心理，而文的自觉，完成了对佛经的转译、诠释和造像等一系列外部形态的改造。做完了这些，就可以把佛教文化艺术形态变成民族文化的载体，加入我们自己的文化，被永久地接受，然后让佛教用宗教文化幌子，来陶冶中华民族的心性，抚慰观者的人生。

对于魏晋南北朝佛教中国化，曹不兴、顾恺之、戴逵、陆探微、杨子华、曹仲达等画家以及大量的寺院画工们出了很大的力，他们先从感觉上用固有文化的心态改变了佛教面貌，反过来又用佛教中的艺术形象影响了民族文化。他们通过艺术创作，进行了宗教与文化的大融合和大普及，把佛教艺术带来的外部形态，深入到中华民族文化的观念之中。这样，艺术造就的感觉模式，就不会随佛教形式的兴起或衰败而变化消失，无论是对佛教的倡导或反对，都可以变成一种对佛教文化的深化认识。

寺庙有兴废，僧侣有戒俗，宗教思想和活动对人造成的影响，变成一种艺术上的审美习惯与文化上的认识方式之后，废寺就变成了文化景观，就连“阿弥陀佛”也成了口头禅。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就渗透在这种“文”化的过程中。

魏晋美术家们所创造的那些佛教美术作品，也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永恒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最后因为它们特殊的宗教意义和文化意义，具有了代表时代特征与民族文化的个性特色。

魏晋时代的美术由于人生和文化的作用，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中的关节点，可以说，它是前汉和后唐这两个时代艺术的总结和开拓，是艺术的发展转折点，丰富了整个美术史，对后世文化产生影响极大。

小结

1魏晋南北朝纷乱复杂的历史背景，给艺术创造提供了舞台，创造了很多艺术成就。

2魏晋绘画开始了“文”化过程。

3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进行中国化，加入本民族的文化意义。